【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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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瓷器的成熟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商代的印纹硬陶，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已经开创了我国陶瓷发展的先声，成熟的瓷器将会应运而生。对于成熟瓷器的产生，亦即我国瓷器的成熟期，诸多学者根据出土的资料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成果，也一直被学界奉为正朔。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中国陶瓷史》认为，“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它出现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
冯先铭先生也认为，瓷器烧成于东汉，在作为文博系统教科书的《中国陶瓷》中，其第三章《汉代的瓷器》的第二节中，它的题目就是“瓷器烧成于东汉”。
叶喆民先生认为，东汉时期是我国瓷器的烧成期，他在其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中说：“到了东汉时期，由于长期经验的积累，在对原料的拣选、釉的配制和施釉技术的不断改进，窑炉结构的改善、烧成温度的提高，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等许多方面，均具备了烧制瓷器的条件，因而在浙江上虞一带首先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青釉瓷器，同时也有黑釉瓷器。”
瓷器出现于东汉，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也在相关条目中明确写道：“东汉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标准。”
由此可见，我国瓷器成熟于东汉，相当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叶喆民先生认为：瓷器的烧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制瓷原料的选择；其二，高温胎釉的烧成；其三，窑室温度的控制。亦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说的“质地和火候”。而把瓷器的成熟时期定为东汉，就是在上虞的曹娥江流域发现了符合这些标准的出土物，而且还发现了窑址。所以众多的专家比较一致的把东汉定为我国瓷器成熟的时期。有的甚至认为，东汉越窑青釉瓷烧制成功，是谓材料学上的革命性成果。
但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成果不断涌现，随着新出土的成熟瓷器的不断出现，特别是浙江德清原始瓷窑的最新发掘成果，我国成熟的青釉瓷器的烧制成功或许应该提前为战国时期，比东汉时期足足提前了数百年。瓷器成熟于东汉的共识终于因为浙江德清战国窑址出土的瓷器而改变。我们不能苟求于前人所作的结论，我们应该庆幸祖先伟大的遗存让今人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提高自己的认识。
在重新认识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时，必须对瓷器和陶器的区别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许多人把器物表面是否施釉作为区别陶器和瓷器的标准，这是一个误解。陶也可能上釉，唐三彩就是上釉的陶器。从材料学的角度来看，“瓷和陶的差别在于它的外观坚实致密，多数为白色或略带灰色调，断面有玻璃态光泽，薄层微透光。在性能上具有较高的强度，气孔率和吸水率都非常小。在显微结构上有较多的玻璃和一定量的莫来石晶体，残留石英细小圆钝。这些外观、性能和显微结构共同形成了瓷的特征。”这些标准是从物理性能上指出了陶和瓷的区别，也就是说，材质是区分陶和瓷的根本条件。这些材质在烧制后出现的物理性能如透明度、强度、气孔率和吸水率是瓷和陶区别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所用的原料的改进，为越窑青釉瓷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就会越窑青釉瓷的烧制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工艺条件。”这是李家治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为成熟的瓷器总结的物质条件和工艺条件。材料的改进是为制作更为致密的胎体，炉窑的改进是为烧制更高的温度，一般情况下，陶器的烧制温度仅需600℃～900℃范围，而瓷器的烧制温度则要在1200℃以上。因此，在得出我国成熟的瓷器出现在战国时期，不仅需要且有致密胎体的实物发现（参考所列的各种器型的类似“战国瓷器”藏品），还需要发现战国时期的能烧制1200℃左右高温的窑炉，没有这种窑炉的发现，把瓷器成熟的年代提前到战国，还只能是一种揣测。
首先，浙江德清地区发现的瓷器的材质是否符合上述的标准。德清及附近地区发现的现收藏于民间的瓷器，与现收藏于德清博物馆的瓷器，这些瓷器从外观上看，瓷胎细腻呈灰色，胎体较春秋时期明显变薄，器物表面施淡淡的青黄色釉，釉虽然还见剥落现象，但和商周时期的器物相比，胎釉结合程度明显改善。上海博物馆曾对德清出土的38件早期青瓷（或原始瓷）用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方法，测试其化学组成，得出胎的“化学组成数据，其特点是成分相对集中、稳定”“Al2O3含量变化不大，均在20％以下，为南方青瓷的特征；含量较高，在75％左右，胎中Fe2O3、TiO2含量较高，Fe2O3含量一般均在2％以上，但已降低至3％以下。可以看出，这类瓷器的原料已经过一定的选择或加工，工艺也比较成熟稳定”（《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这段科学测试的报告证实，战国时期德清地区的青瓷（或原始瓷），完全符合成熟瓷器的特征。它们胎土的成分“成分相对集中、稳定”，这一定是原材料的选择经过挑选；它们的化学组成已经和后世青瓷的成分接近，亦即Al2O3和SiO2的含量已经控制得相当成熟。
其次，在这份报告中，还列出了被测试瓷器的吸水率，最低的为0．93％，最高也只有5．65％，和东晋时的青瓷相比，差距不大，在测试样本中，小马山遗址出土的瓷器一般也在2．12％左右。这就说明，从吸水率这一指标来衡量，战国时期德清窑的瓷器也已经相当成熟。
第三，窑炉的发现是原始青瓷转为成熟青瓷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合著的《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德清古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报告指出“丘陵附近的陶土、瓷土资源丰富，尤其是临溪沿河的丘陵坡地，交通运输条件更加方便，是置窑烧瓷的理想场所。”该发掘报告对于火烧山遗址的窑炉有着详细的阐述。应当指出的是，德清市博物馆的朱建明先生对德清市境内原始青瓷窑址的调查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一文中，将当时已经发现的原始瓷窑址分为早中晚三类，基本构建了德清原始瓷发展的年代框架。
窑具的发现也是战国时期瓷器走向成熟的佐证。在火烧山遗址出土的窑具，“仅有托珠一种”“有陶土和瓷土两种质地，后者为主，陶土质的质地较粗并多开裂，瓷土质的质地较为细腻。”窑具可以改善陶瓷在窑炉中的烧制条件，但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窑具主要是瓷土，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德清地区在烧制陶瓷时，已经十分注意胎土材料的选择，即使是窑具，瓷土已经是首选。
当然，德清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窑炉并不止火烧山一处，“以德清的龙山最为密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发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窑址近40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先秦时期，浙江的德清地区及其附近，陶瓷的生产已经颇具规模，这种规模一定需要材料和设备的基础，所以，我国最早成熟的瓷器出现于德清地区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应当说明的是，鉴于被视为正朔的“瓷器成熟于东汉”的论断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上述许多研究论文和报告都谨慎地把德清地区出土的瓷器称之为原始瓷，直至2008年“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上，这个情况才略有改变。
为了对德清地区出土的瓷器正确断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把德清出土的瓷片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样本的炭样测试的碳十四年代在2435年至2505年之间，正负在35年至40年之间。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些瓷器的地层年代的确在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我国瓷器的成熟年代改写为战国，应逐渐被学术界接受。
在文中所列的从商周至汉的瓷器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原始瓷至成熟瓷器的发展脉络。而一些德清博物馆中出土的青瓷和民间收藏的青瓷，同样证实战国时期我国瓷器已经成熟。
上图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早期青瓷，其器型简单，就是一个圆饼状的几何体，上面布满纹饰，地纹为谷纹，而突出的弦纹上又布满麦穗尖的纹饰，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件简单的圆饼，而应该是一件战国时期，用最新试制成功的青瓷制作的祭器——璧。用瓷烧制璧，上面布满五谷纹饰，这是多好的创意！二千多年前的先民，用最新的技术成果烧制瓷璧，新材料和传统的器型相结合，制作新形式的礼器，奉献上苍，以祈求五谷丰登的良好愿望。这件瓷璧，传达着三个信息：一是璧这种器型在先民中是祭天的礼器，璧的制作是一件十分庄重而又神圣的事情；二是先民们对青瓷烧制成功的喜悦，他们要用人类最新的技术成就来制作心目中神圣的璧，三是这种瓷璧寄托着先民们心中祈求丰收的良好愿望。由此可见，青瓷的烧制成功，在战国时期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上两图都是战国时期德清市亭子桥遗址出土的镂空长颈壶，两者器型一致，但前者比后者无论是釉色还是纹饰，都略胜一筹。前者胎釉结合紧密，釉色呈青黄，釉层较薄，釉中出现常见的块状青绿色厚釉，其釉面甚至比一些西汉的瓷器还要滋润，说明这样的瓷器其烧制的火候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温度。它的凸弦上以小斜线为纹，在相邻的弦纹上小斜线反向排列，直线状环绕的弦纹、跳动着的小斜线和镂空的三角形，使得整个瓷器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为这件撇口长颈壶增色不少。而后者胎釉结合不好，釉面聚集不少早期青瓷常见的芝麻点状，弦纹上虽然不见小斜线，但依然不失灵动的感觉。这件撇口长颈壶，有可能是烧制缺陷而废弃在窑址的器物。
上图为两件十分相似的作品。前者为民间收藏，后者为博物馆的藏品。从纹饰上看，当然是后者比前者更为精美，从釉色上看，却是似乎前者比后者略胜一筹，博物馆的藏品已经破损，而民间的藏品却十分完整，但两件藏品都是战国时期青瓷的精品。它们的问世，都为德清地区作为我国青瓷成熟的论断提供了实物佐证。
参考文献
［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P127。
［2］冯先铭：《中国陶瓷》，1994年11月第一版，P238．
［3］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P93。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P170。
［5］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P93。
［6］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4。
［7］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126。
［8］熊樱菲：《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德清出土原始瓷化学组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57。
［9］熊樱菲：《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德清出土原始瓷化学组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60。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2。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63。
［12］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22。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