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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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柴窑的传说说起
陈逸民 陈莺
如果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出土的陶器算起，中国陶瓷的历史应该有一万年了。一万年间，在中国陶瓷走向成熟走向辉煌和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曾经产生过许多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也曾经留下不少令人疑惑的艺术迷团，而五代时期的柴窑瓷器，就是这样一种艺术瑰宝和艺术迷团。
在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多年中，曾经出版了不少陶瓷著作，其中影响较大和比较权威的陶瓷史著作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中国陶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以及中国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科技史·陶瓷卷》，在这三本陶瓷史著作中，或者不见柴窑的讨论，或者仅见片言只语的记述。在《中国陶瓷史》中，仅在汝窑一节中论述宋代几大名窑时稍稍提及了柴窑。书中写道：“宋代几大名窑的得名，可能始于明代宣德年间，为宫廷编制藏器目录的《宣德鼎彝谱》中关于宫廷用器的记载有所谓：‘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柴窑之有无故且不论，它不属宋代。”可见，在权威的陶瓷史著作中，柴窑还是一个传说中的窑口，不仅没有找到窑址，甚至连一件公认的瓷器和一片被认可的瓷片都没有发现，这样，柴窑瓷器和柴窑被陶瓷史学家忽视就再也正常不过了，而柴窑的研究更是被陶瓷研究者视作畏途。
不得不说，吕喆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中独具慧眼，把柴窑单独列出，成为其著作第七章《唐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中的第六节，该节被命名为《传说中的五代名窑——柴窑》。这也许是现代学者在陶瓷史的论著中对柴窑所花费的最多笔墨。
也有的研究者对柴窑做了较多篇幅的介绍。四川大学的陈德富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第六章“宋、辽、金、西夏陶瓷”的第六节为“关于柴窑”，它可能是相关著作中对柴窑论述最多的文字。但作者在论述了柴窑相关的话题后认为“我至今否定柴窑的存在”。
不管学者们的肯定或否定，柴窑并没有被遗忘，在两部颇有影响的辞典中，都记载了柴窑。有趣的是，它们的说明如出一辙，《辞海》中介绍柴窑道：“古代著名瓷窑之一。传为周世宗（柴荣）时所烧造，故名。据文献记载，所烧瓷器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窑址传今郑州一带，迄今尚未发现。遗物亦无可肯定为柴窑者。”而《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关于柴窑的说明是：“古代著名瓷窑。窑址传在今河南郑州一带，但迄今未发现。传为周世宗（柴荣）时所烧造，故名。据文献记载，所烧瓷器有‘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
这两部辞典的说明尽管简单，但说明了以下几点：
一是对窑址的地望都用了“传”这个不确定的说法，但都说“传”在郑州一带；
二是把它们的烧造年代也用了“传”字；
三是都对它们的描述采用了《格古要论》中的12字；
四是《辞海》强调了“遗物亦无可肯定为柴窑者”。
总之，柴窑在辞典中是没有东西只有传说中的窑址。实际上既无瓷器可以肯定为柴窑产品，也无窑址可以肯定为柴窑遗址。
和浩瀚的中国古籍相比，尽管关于陶瓷研究的文献廖若晨星，但还是留下了柴窑的片言只语。
“柴窑”的称谓，从现有资料来看，并不见于五代或宋代的文献，它最早出现于明人的记载。
成书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的《格古要论》为松江人曹昭所撰，其中的《古窑器论》中说：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姓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曹昭在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把柴窑推到世人面前，他把柴窑的地望、年代、釉色、胎土和开片及其珍贵程度，用短短数语作了介绍。这个介绍，让国人知道了世间有柴窑瓷器这种艺术瑰宝，却又因为廖廖数语，又让国人对柴窑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团。曹昭对柴窑的描述，成了后世研究者寻找柴窑的最基本的依据，但是，这个距传说中的柴窑400多年后的记载，是否符合后周时期的柴窑的实际情况呢？在共和国成立前的500多年的探索中，基本无人怀疑曹昭的结论。在相关的记述中，只要介绍有柴窑，基本不离曹昭的窠臼。
说起柴窑和柴窑瓷器，不得不提一下柴荣其人。周世宗柴荣绝对是一个能够改变中国版图，能够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有为青年，可惜的是，因为健康问题，他留下了孤儿寡母，也留给了赵匡胤一片大好河山。
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应该以政治家和军事家资格留名于史册的帝皇，却和中国陶瓷史扯上了长达千年的关系，在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能找出答案的瓷器及其窑址中，柴世宗总会被人提及，这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柴窑，中国陶瓷的千古之谜。
在中国数不清的陶瓷器皿中，在中国数不清的陶瓷窑口中，以帝皇姓氏命名的窑口和瓷器唯此一家，至今还没有找到被认可的柴窑瓷器和窑口的也是唯此一家，柴窑留下的这些谜团，已经成为中国陶瓷界的心头之痛，成为中国陶瓷界的斯芬克斯之谜！
世间有柴窑吗？
在无数处寻觅和无数处探索之后，相当多的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有人断言，在中国传统的避讳文化中，帝皇的名字是臣子必须违避的大忌，哪有以帝皇姓氏命名瓷器的道理。和后周同时的北汉，其开国之主为神武皇帝刘崇，当时还在北汉效命的杨崇贵为表示对北汉的忠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业，这就是演义小说中赫赫有名的杨老令公。这一事件足见避讳在当时的必然性。因此，以柴荣之姓来命名当时生产的一种瓷器及其窑口是完全不可能的，柴窑及其瓷器只能是一种传说，尽管它流传千年，也只能是一种美丽的传说。
“哥”是不是一种传说呢？后周皇帝柴荣的姓氏会不会成为一个瓷器窑口的名称呢？
前面已经说明，柴窑称谓最早出之于曹昭的《格古要论》，明代人把这种瓷器和窑口称之为“柴窑”，并不说明在五代时就把这种瓷器和窑口就被称为柴窑，因为明代人没有必要为400多年前的帝皇避讳，明人甚至可能直呼柴荣的名讳。因此，被明代人士称作的“柴窑”，在后周时期，这种瓷器和这个窑口，也许并不叫“柴窑”。如果，此说能成立，柴窑被叫做柴窑，就不会因避讳问题而受到质疑者的非议了。
其实，古人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古窑考》中，蓝浦先生说柴窑“五代周显德初所烧，……然当时亦称御窑，入宋始以柴窑别之”。此说为柴窑的避讳问题作出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答案。如果这种说法能被接受，那么，在五代后周时期，并无“柴窑”的称谓，而是把这种官方烧制的专供帝皇使用的瓷器窑口称为“御窑”，犹如后世所称的“官窑”。这是在后周经改朝换代变成宋之后，才被称为“柴窑”，此时，就无所谓避讳的问题了。
而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景德镇陶业记事》中，也记载：柴窑“五代周显德时所烧造。……原为当时之御窑，入宋之后，始以柴窑名之也。”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来自于稍早的《景德镇陶录》，但也说明近人也赞同清人的说法。由此可见，从文献来看，五代时并没有“柴窑”的称谓，只是入宋以后，这种五代的“御窑”才被后人称为“柴窑”。
综上所述，“柴窑”的称谓，并非是周世宗在世时的命名，而是后人对这种瓷器及其生产窑口的称谓，所以，用避讳的规矩来否定柴窑的存在，恐怕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铁证。
问题是，谁见过柴窑和柴窑瓷器？
汝窑因为王留现的捐献，才导致汪庆正的发掘，从而让清凉寺名誉天下，为我国陶瓷史的汝窑之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哥窑我们虽然看到了实物，不管它们是宋代还是元代的遗物，它们都被承认，但它们的出生之地还是个谜，虽然有关的会议得出了龙泉窑黑胎瓷器的产地是哥窑的窑址，但没有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可；尽管两岸故宫存世有北宋和南宋的官窑瓷器，我们也找到了南宋官窑的窑址，但是北宋官窑的窑址究竟是压在开封地下还是另存别处，至今还不能告白于天下！不管这些名窑的窑址是否找到，但它们的实物存在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最大的谜还就是这个柴窑，它是既没有可被认可的实物更没有找到窑址的中国陶瓷史的斯芬克斯之谜！
柴窑，你究竟在哪里？
柴窑瓷器，你还留在人世吗！
众多的学者、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柴窑瓷器和柴窑遗址，而洛阳柴窑团队的执着，也许为柴窑的发现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他们能成功吗！
参考文献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2006年12月第五次印刷P284；
［2］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224～225页。
［3］ 陈德富，《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华龄出版社2006、1，第95～97页。
［4］ 《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460页。
［5］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