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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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寻柴窑
陈逸民 陈莺
关于柴窑窑址的研究，我们已经介绍了各种说法，最为有名的就是柴窑即为耀州窑一说，和柴窑为河南郑州地区一说。
前者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相关会议，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坐镇；后者在郑州地区的新密发现了唐宋窑址，出土了类似柴窑的瓷片。
柴窑究竟在哪里？
柴窑有古代文献的记载，却没有实物的传世。它究竟是文献的错误还是实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国古代文献中，从未记载过唐三彩的存在，但在1905年，当陇海铁路修建至河南邙山时，出土了不少唐三彩的陶器，虽然当时有人因为出土物的不吉利而毁之，但它确证了这个从未被古代文献记载的唐三彩的真实可靠。这是古代实物作为证据的真实事例。
西方学者曾经一直否定我国的上古历史。他们认为我国的上古史，应该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只有在商代甲骨文的大量出土后，他们才哑口无言，承认我国商代的历史为信史，但依然顽固地否定我国夏代历史的真实性。他们不承认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的真实性，谬称这是神话般的记叙而非信史，却对荷马史诗情有独钟，认为这是真实的历史而去寻找特洛伊城。这种双标的史学研究，还在一部分中国学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打破这种史学观，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客观地研究我国的上古史。同样，在五代柴窑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正确地看待我国的古代文献，要用文化自信的史学观来指导柴窑及其瓷器的研究，我们才能寻找柴窑寻找柴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神话学家叶舒宪先生在研究我国早期神话和上古文明时就总结了“四重证据法”，其内涵为“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国维当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来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三重证据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
柴窑当然有传世文献证实它的存在。每一个研究柴窑或者说对中国陶瓷史有着深刻了解的陶瓷学者或者说爱好者，都熟透曹昭的《格古要论》。这部洪武20年（公元1387年）的《格古要论》，其中的《古窑器论》中说：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姓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曹昭在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把柴窑推到世人面前，他把柴窑的地望、年代、釉色、胎土和开片及其珍贵程度，用短短数语作了介绍。虽然《格古要论》的成书年代离周世宗已经有420年左右，但它依然不失为研究柴窑及其瓷器的第一重证据，即“传世文献”。
想想西方的《荷马史诗》，其中的《伊得亚特》部分写的是公元前12世纪的希腊攻打特洛伊城的事情，而荷马史诗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3至2世纪由亚力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编订过的作品。这种相差600年至800年的带有文学色彩的“传世文献”，尚且被西方学者作为信史研究，更何况我国明代的这部《格古要论》离开它所记载的年代只有400年左右，这样的传世文献，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者的第一重证据。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究竟有多少记载“柴窑”的出处呢？我们要感谢熊廖和熊微父子俩的贡献，在他们编注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2]中，一共有17处相关的记载。除了熟知的《格古要论》外，我们选择几篇供读者们研究。
柴窑最贵：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未知然否？[3]
柴窑：五代周显德初所烧，出北地河南之郑州。其地本宜于陶，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亦称御窑，入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但足多粗黄土耳。
唐氏《肆考》云：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世会柴瓷片，宝莹射目，光可却矢。宝莹则有之，却矢未必然，盖难得而重言之也。[4]
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响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5]
柴窑：五代周显德时的烧造。其产地在今之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原为当时之御窑，入宋以后，始以柴窑名之也。其瓷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秀媚，中有细纹。制作精良，为古来诸窑之冠。足有黄土质，盖昔时入窑装匣，尚未知，承以渣饼之所致欤。其雨过天青一色，今日镇瓷，犹多仿效者。据唐氏《肆考》云：“相传当日臣下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可谓韵事也已。柴窑之瓷。今不可见，得其残器碎片，制为冠饰涤环，亦足珍贵，可知其价值也。”[6]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熊氏父子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这部著作中其余的关于柴窑的古代文献。
在我们选载的4处古代文献以及其他13处记载中，可以看出，稍后的记载都出自于《格古要论》，但又有所补充。它对于我们研究柴窑的地望、釉色、器型、开片、胎色、光泽、音质以及市场价值，是完全可以作为参考的！把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作为第一重证据，去寻找柴窑瓷器及其窑址，是柴窑研究的基本功。离开这些古代文献，忽视这些第一重证据，柴窑的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我们和历代陶瓷学者一样，都相信我国古代文献的可靠性，以它为第一重证据，去探索柴窑的存在。
日本人对中如云就是以这个第一重证据，来研究他手中的瓷器，从而得出他收藏的天青色瓷觚是柴窑瓷器的结论。当然，他是以《格古要论》中的12字“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作为第一重证据来判断他所收藏的那件天青色瓷觚，再做成分分析和年代测试，从而得出这是一件五代柴窑瓷器的结论。我们不评判对中如云先生的这件觚是否是到代的柴窑瓷器，我们认为他把侧重点放在了12字上，借用第一重证据的古代文献12字来评判自己收藏的瓷觚的真伪。
而中国的研究者往往从地望着手，试图通过窑址的寻找来研究柴窑及柴窑瓷器。
曹昭最早在《格古要论》中说了“柴窑出北地”，但没有说明具体的地名，即没有“河南郑州”四个字。而同时代的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多出了“河南郑州”四个字。而后续的《古窑考》、《南窑笔记》和《景德镇陶业纪事》都从王佐之说，认为北地就是指的河南郑州。
在讨论“北地”两字的地望时，首先应该搞清楚此两字究竟是指的地名还是指的方位？
如果“北地”两字指的是地名，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北地郡”的地名，它最早建于秦昭襄王36年（公元前271年），历经秦、西汉和东汉，郡名才逐渐废弃。其辖地和郡治虽然多有变迁，但基本在今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交界范围内。而在这个区域内，著名的窑场的确只有耀州窑才相匹配。但耀州窑生产的瓷器，不论多么精致，其瓷胎无论如何达不到“薄如纸”的境地，这是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都知道的基本常识；况且耀州窑瓷器多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工艺，而古代文献中对柴窑的介绍中未见此类评说；耀州窑瓷器的釉色一般蓝中偏黄或者偏绿，再好的耀州窑精品也不见天青色的釉色。所有这些都说明耀州窑的瓷器和古代文献中关于柴窑的记载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本和“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的观点大相径庭。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道：“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7]诗人陆游在这里指出，耀州窑瓷器的釉色类越窑瓷器，且粗朴不佳，只能在饭店中使用，这哪里和柴窑12字评语相匹配？我们把上海博物馆100件精品中的第91件图示如3，选出这件耀州窑瓷器梅瓶作为上海博物馆100件精品中的一件，足见其应该是被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值得称道的耀州窑瓷器精品，但是，无论是它的釉色还是它胎体的厚度以及表面的花卉工艺，都和古代文献柴窑的12字描述毫无共同之处，首先薄如纸就不相吻合，更何况其他的评述。
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
终上所述，耀州窑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柴窑，也就是说，把北地作为地名来寻找它的属的窑口，恐怕不能服众。所以，所谓“北地”，不是地名，而应该是方位！
既然“北地”是指方位，也就是靠北的地方，那么众多古代文献中的“郑州”，就不是无的放矢了。我们前面说过，在郑州下属的新密市牛店镇月台村有个自然村叫“柴窑村”，那里发现了唐宋瓷片、残器和窑址，因此，当地树立了一块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刻有“柴窑”2字，但据微信名为“河洛仙子”的朋友告诉我，此块石碑，已经更换，下图所示的是新立的石碑，上面的文字是“月台瓷窑遗址”。多么谨慎，柴窑的研究就应该小心翼翼。
新密市新立的碑
石碑换了，并不等于说，郑州的学者或者陶瓷爱好者否定了新密发现柴窑遗址的说法，他们可能在等待更为广泛的发掘和更多出土实物的出现。不管怎么说，月台村是出土了唐宋的瓷器遗物并发现了窑址，也许往后的发掘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反正郑州在方位上被称为“北地”没有大的问题。
我国的南北之分，有个约定成俗的说法。往往以一条大河作为南北之分的界限，这条大河就是长江。长江以北就被称之为北方，当然也有以淮河为南北之分的界河，这可能和宋金的界河以淮河为准有关。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古代文献中把柴窑的方位归之为“北地”，是否也和一条大河有关。我们能否找到这条大河呢？这当然是逻辑推理的结论，逻辑推理不能成为柴窑发现的依据！但发散性的思维能够帮助我们作出有效的判断。
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中的第四重证据是“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8]
苍天不负有心人，以王少天先生为首的洛阳柴窑研究团队，终于在一条大河的北面找到了疑似柴窑的遗址。这条大河就是北汝河。
2017年9月15日，经过多次寻觅，也许是在瓷器古玩商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在河南平顶山的郏县发现了大量的瓷片、残器、匣钵残器、模具和辅具遗存。王少天先生在2023年10月召开的“2023平顶山五代后周御制柴窑研讨会”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柴窑的发现和出北地考证》，在会议召开的同时，洛阳团队把他们所采集的疑似柴窑的瓷片、残器和窑具作了展示。下图依次是会议上展示的瓷片和残器、当时展示的匣钵和连粘的残器、疑似柴窑的火照。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展示的瓷片、匣钵和火照，和古代文献中描述的柴窑基本一致。它和文献中的12字可以互相匹配，当然，这些瓷片、残器和火照不能敲击，不能让人体会声如磬的音韵。好在会议当场，用一个完整的疑似柴窑盆做了打击试验，其音质确如磬声。
瓷片和残器
匣钵和残器
火照
因此说，这些类似柴窑的器物，是可以相信的出土遗存。其采集地所在的这个遗址也许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柴窑窑址。
也就是说，民间的研究团队已经用出土的实物这种第四重证据和古代文献作为第一重证据记载的文字的一致性，进一步证明了柴窑的实际存在和“北地”的方位性。这个遗址就在郏县，在北汝河之北的安良镇。
王少天先生在论文中还指出，“郏县在明代以前区划属于汝州，以流经汝州的北汝河为界，郏县属于北汝河之北的汝州北地。特别是柴窑疑似遗址的安良镇在郏县至今仍被称之为北地”。[9]
在会上，王少天先生介绍了他们走访当地民众，得到了不少相关的信息，而安良镇至今仍被称为“北地”的信息就是当地老乡的告知。这是第三重证据，即“三重证据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所以，第一、第三和第四重证据都把柴窑遗址指向了郏县安良镇。
我们前面说过，2023年平顶山会议去安良镇考察的时间已经傍晚，虽然在北汝河的支流蓝河边的两个村庄边，王少天先生为与会者指示方向。可惜的是，夜探疑似柴窑遗址，当然一无所获。但2021年第一次洛阳会议时，因为白天，会议参与者大有所获。下图是由张锡银先生所摄的照片，与会者大多低头寻找瓷片，叶文程先生也在现场踏勘中。这位中国陶瓷界的泰斗，在90多岁高龄时还和民间收藏爱好者一起，奔赴郏县安良镇，这种重视实践重视田野重视证据的科学精神，是我辈陶瓷学人的楷模！现场的采集，使得证据越来越接近柴窑的谜底。
低头是寻找瓷片的基本功
会议参与者现场捡到了一枚疑似柴窑的瓷片
现在，还剩第二重证据需要研究者提供，以使柴窑的确定有个完整的证据链。所谓的第二重证据，诚如斯言“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如果有这样的文字材料，那么柴窑的发现和确定就越来越接近真相。
平顶山会议展出了一些带款的瓷片，如下图所示，展出时没有说明这些带款的瓷片或残器，究竟是购自于收藏市场还是采集于疑似的遗址，若是后者，那么，四重证据就全了！采集于遗址的瓷片底款当然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诚如是，在柴窑遗址的寻觅过程中，民间的研究团队已经把四重证据全部找到。
显德元年款
柴字款
那么，即使民间的研究团队完全收集了四重证据，是否可以断定郏县的安良镇就是柴窑的遗址呢？恐怕还是不能做此结论。因为这些遗物必竟只是采集物，而非正规的考古发掘器。但民间研究团队的努力，确确实实为柴窑遗址的发现和确定迈开了结实的步伐。
这个在北汝河之北现在还被当地人称之为“北地”的安良镇，为什么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柴窑遗址呢？
首先，安良镇有着极为浓郁的文化传承。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国风•周南•汝坟》就记载了这里，诗名《汝坟》写道：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这里的“坟”作河的大堤解。当时的汝河就有人工的大堤护围，可见文明的程度，《诗经》也诗咏之；
第二，疑似柴窑遗址发现在北汝河的支流蓝河河边，古时的窑址一般都在河边，这完全是工艺和运输的需要；
第三，安良镇不仅发现了8000年之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而且，郏县现在已经完全考证的古代窑址就有“郏县窑”和“黄道窑”，这些自唐开始的古代窑址，说明了郏县当地烧瓷材料的丰富和瓷业的繁荣。
第四，据微信名为“伏牛山魂”的朋友告诉我，经他数十年的寻觅和研究，在安良镇的某处，发现了绿松石矿。而绿松石是烧制柴窑瓷器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第五，安良镇现在还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北地”。
如此，文化传承、资源丰富、窑场集中，运输方便，技术力量雄厚，民俗习惯使郏县安良镇成为一个理想的瓷窑烧造地，何况，这里就在京畿附近，后周政权选择此处作为御窑选址，应该是恰如其分。而它的影响恐怕不止安良一处。要知道，郑州新密市距郏县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左右。因此，完全可能两地的窑工互通有无，共同烧造类似的瓷器。
四重证据找柴窑，我们等待着国家相关部门的考古发掘。
柴窑，你究竟在哪里！？
参考文献
[1]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27～28页。
[2]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3]选自昭代丛书，《长物志》卷7，转载自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220页。（这里的“昭”疑为“明”之误）
[4] 《古窑考》，转载自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524页。
[5]佚名《南窑笔记》，转载自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652页。
[6] 《景德镇陶业纪事·中国著名古窑之历史》，转载自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27～728页。
[7]转引自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172页。
[8]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27～28页。
[9]引自王少天先生的论文。
编辑：杨俊康
统筹：庄洪海
校对：曾爱兵
审核：蔚力